做太监的如果不想当皇帝,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人家的原话还有下半句“但是当不好士兵的士兵绝对当不好将军”——这话理论上绝对没毛病,人不能没有理想,但也要立足现实,踏踏实实的打好基础,才能有所成就。

某些人似乎很乐于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本义,连拿破仑都深受其害

但是理想不该是空想或是妄想,类似“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这种事情仅限于段子,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瞎扯淡。像俺这个标准的文科生就该老老实实的写文,能多挣两个零花就是理想,想成为爱因斯坦就是空想,只能寄希望于下辈子投胎。同理古时候的太监们把皇帝伺候好喽,寄望于将来成为一个大太监、光宗耀祖不再受人歧视可以称之为理想,哪怕是贪权擅政,外凌百官内欺君王也可以捏着鼻子忍了,但要是想当上皇帝那就只能称之为妄想了。

历史上的坏蛋太监多得是,但真正想谋朝篡位的,严格的讲一个都没有

不过凡事无绝对。像东汉的太监曹腾(那时候还不叫太监,行文方便而已,下同),人家不但太监这个本职工作干得好:“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后汉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八》)而且还收了个好养子曹嵩,曹嵩又生了个好儿子曹操。于是曹魏立国之后,身为太监的曹腾被追尊为高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挂上了皇帝头衔的太监。(刘瑾那个“立皇帝”不算)

中国2千多年的王朝史上,能跟皇帝搭上边的就一个曹腾而已

原来太监也能做皇帝!

不过作为一种脚下无根、肢体残缺而且身后无嗣的物种,哪怕前有先贤作出了示范,而且死太监们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从来没安分过,但是对于当皇帝这种堪称烧穿脑洞的想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都不敢想。不管是曾被封王、走到了人臣巅峰的李辅国、童贯,还是权倾朝野,被称作“立皇帝”的刘瑾、“九千岁”的魏忠贤,都不敢再僭越半步,而且只要皇帝的一句话,就能将其从权力的巅峰打落尘埃。即便是北魏和唐末的权阉宗爱、杨复恭可以欺凌天子甚至弑君杀王,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篡位自立的打算。

北魏的一代雄主拓跋焘,是第一个死于宦官之手的皇帝

史上太监闹腾的最欢的朝代无非东汉、晚唐和明朝,尤以明朝为甚。不过说起明朝的太监,其实称得上贤良的也不少,比如郑和、怀恩、李芳、陈矩等;但是坏蛋太监实在是太出名了,比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等,个个坏得冒烟冒泡,对于国家、民族、百姓的破坏性远超历朝历代。因此一提起明朝的太监,人们的第一印象除了阉宦之祸,就是祸国殃民。

郑和堪称“中国好太监”的杰出代表

其实还有一个明朝的太监往往被人忽视掉了——而这个人又堪称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中最“励志”、最有理想也最敢作敢为的太监之一。如果他能在今日重生,没准会改编星爷的一句名言来表达内心的野望——

做太监的如果不想当皇帝,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他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的司礼监太监曹吉祥。


背景:王振搞出来一场“土木之变”,可把大明朝给害惨了。

明朝的阉宦之祸最早源于明太祖朱元璋。老朱在把死太监压制了几百年的制度铁笼上挖了个坑,然后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把这个坑弄成了无底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我之前的文章),之后的明宣宗朱瞻基又浇了桶油,于是阉宦之祸这把大火终于在明英宗朱祁镇手中点燃,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明史·卷三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太监不可怕,就怕太监有文化——朱瞻基普及教育过了头,结果遗祸子孙

都说明朝的阉宦之祸始于王振,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在王振之前的大太监,无论是郑和、侯显,还是金英、兴安、范弘等都比较安分守己,也没有什么恶行恶名。这是因为一来这些人没什么野心,二来他们也没什么机会——明朝的前四位皇帝(不算朱允炆)登基时都已成年,心智成熟不易为人蛊惑,而且这几位里边根骨最差的也算中上之资,无论什么人想从他们手中夺权、分权都纯属做梦。

如果说干残清朝的是弘历,那么干残明朝的就是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就不一样了。他登基的时候只有9岁,对从小服侍他的王振非常依赖,称之为“王伴伴”,继位后便将其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英宗此时因为年幼不能亲政,而由太皇太后张氏听政,内政又有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但是王振一边继续讨好英宗,一边暗中培植私党,势力逐渐逐渐强大起来:

“何至呼为‘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晏不预,惧振惭愤,乃开东华中门,令振出入以悦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而在此前后,杨荣也病死、杨士奇获罪辞职、杨溥老病,王振趁机把持了朝政,然后他就开始干坏事了。其实王振干的坏事也没啥好说的,无非就是结党营私,大力提拔对他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另一方面排斥异己,残酷迫害忠良;同时大肆受贿、贪污之类的一些破事。其中做得最过分的,可能就是将明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而已,跟魏忠贤、刘瑾之流的祸国殃民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如果王振仅限于在明廷内瞎折腾,那么后人将其与魏、刘并列为明朝阉宦三大祸首,还真是有些抬举他了。

如果没有一场土木之变,其实王振之恶在明朝太监中真排不上号

可惜后来王振投机取巧、冒滥边功,怂恿明英宗亲征瓦剌,终至“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有三大恶果导致了明朝由盛转衰——其一便是明朝的精兵良将几乎尽陨于此役,京师门户大开,使得明朝对蒙古的攻守之势逆转,最终被庞大的九边之费将国力活活拖跨;其二就是因为朱祁镇被俘,导致了英宗和代宗的皇权之争,整个明朝的高层被卷入其中,斗争极其残酷激烈;其三就是明朝的开国勋贵和靖难功臣集团在此役中几乎死了个干净,此后的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对抗文官,只能更加依赖宦官,使得君臣离心,国势日蹙。

一场土木之变,导致明廷的军方势力为之一空,彻底打断了明朝的脊梁

所以说王振之害,真的一点不亚于魏忠贤和刘瑾。


序幕:“驴友”曹公公悲催的前半生。

曹吉祥是滦州人(今河北滦州),身世不详,只知道他最开始依附于王振,不过肯定不怎么受待见,这可以从史书中寥寥无几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

“曹吉祥,滦州人。素依王振。正统初,征麓川,为监军。征兀良哈,与成国公朱勇、太监刘永诚分道。又与宁阳侯陈懋等征邓茂七于福建。” (《明史·卷三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也就是说在土木之变前,曹公公一直在偌大的大明疆土上十分辛苦的东跑西颠——“征麓川”是在云南,“征兀良哈”是在蒙古东部,“征邓茂七于福建”就不用我解释了——从正统二年到正统十三年,曹公公差不多就是个驴友,险些完成了环游大中华的伟大壮举。

满世界乱跑对于驴友来说是乐趣,对曹公公来说就只剩下悲催了

理论上此时明朝开国气象犹存,文官还没像中晚明时那样牛皮哄哄,军功还是比较被看重的,不过这是对于普通朝臣、尤其是武将而言。对于宦官来说,就不算什么好差事了。

对于太监来说,离皇帝越近的差事就越是美差、肥缺,哪怕在皇帝面前端茶倒水也强过在地方当个土皇上,因为不常在皇帝面前露一小脸、不让皇帝记住名字,即便立下再大的功劳也是无用功。对于太监们来说,皇帝漫不经心的一句夸奖,绝对比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更值钱——不是因为不喜欢钱,而是太监没有根基、注定只能成为依附皇权的藤蔓,所以只有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他们才能权财皆收,否则即便是富可敌国也可能在瞬间灰飞烟灭。

皇权是大树,太监是藤蔓,根本无法独立生存

所以别看曹公公监军当着、大军(就算是他)领着,而且他还不忘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未雨绸缪:“吉祥每出,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引用同上)但他不但远离皇宫,还尽被撵到犄角旮旯办差,可以说是毫无前途可言。

也许正是前半生的命运多舛,才激发了曹公公的远大理想

不过一场土木之变,不但让明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人的俘虏,连不可一世的大太监王振都丢掉了性命,随驾出征的各种宦官自然也跟着死了个精光。这下皇宫里的太监缺了编,曹公公才得以回京,就任司设监太监。

可这个司设监又是个什么玩意——虽说也算是管理宫廷内务的十二监之一,但只是专责管理卤簿、仪仗、雨具、大伞等,事繁且杂,又无实权,跟司礼监比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哪能满足曹公公的雄心?

看见后边那个打伞的没?曹公公管的就是这个活儿

不过因为英宗代宗的皇权之争,曹公公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


转折:让曹公公时来运转的“夺门之变”。

话说当了瓦剌人俘虏之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过得老惨了——胡人抓到汉人的皇帝可是件稀罕事,在历史上只有西晋的怀帝、愍帝以及北宋的徽、钦二帝有过这样的遭遇,而且两朝因此亡国。瓦剌人如获至宝,觉得就算拿朱祁镇换不来大明的花花江山,起码也能勒索到无数的城池土地和人口财货。没想到朱祁镇八月份才被抓,九月份明廷就在孙太后(朱祁镇的亲妈)和于谦的主持下把郕王朱祁钰推上了皇位,至于被瓦剌人当成宝贝一样供着的朱祁镇,则被遥尊为不值钱的太上皇。

朱祁钰是个好皇帝,起码比朱祁镇强得多

兴冲冲的也先杀到大同城下,本以为把刀往朱祁镇脖子上一架,守军就得乖乖投降,谁知守将郭登告诉他:“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明通鉴·卷二十四》)也先不信,又杀到京师求证,结果发现明人果然不把那位过期皇帝当回事,把瓦剌人杀得鸡飞狗跳,落荒而逃。

这下朱祁镇由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不但超能拉仇恨引得明军追着屁股打,而且瓦剌人自己也闹了内讧,迫不得已之下,也先赶紧跟送瘟神一样将朱祁镇免费还给了明人。

朱祁镇可能是史上最遭嫌弃的皇帝——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不想要他

朱祁镇回家了,朱祁钰倒是不开心了,开始理解了宋高宗非得弄死岳飞的心情(此为戏说)。尤其是因为立储风波(朱祁钰废掉了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大明的皇帝和太上皇之间矛盾渐起,朝臣也因此分成了两派。

景泰八年,朱祁钰病重,武清侯石亨因与于谦不合,便想拥立朱祁镇复辟。于是石亨找到都督张軏、都察院左都御史杨善、副都御史徐有贞以及正满肚子不高兴的举着大伞的曹公公商议,并利用曹公公初入宫门方便的优势,由他去联络朱祁镇。此后便发生了著名的“夺门之变”:

“十六日夜,亨、軏与吉祥复商于有贞处。时有边吏报警,有贞言:‘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石亨掌门钥,亨、軏率群从子弟家兵,夜四鼓开长安门纳之。既入复闭,以遏外兵。进至南宫城,毁垣坏门而入。遂共掖上皇登舆以行,至东华门,门者拒弗纳。上皇曰:‘我太上皇也。’遂夺门入。众掖至奉天门升奉天殿,鸣钟鼓,启诸门。时百官咸待漏阙下,忽闻殿上呼噪,方惊愕,须臾,徐有贞出,号于众曰:‘太上皇帝复位矣,趣入贺!’百官震骇入谒,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其各任事如故。’”(《中国编年史·丁丑·明景泰八年/英宗天顺元年·正月》)

朱祁镇复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曾拯救了大明的于谦

因为拥立英宗复辟之功,曹公公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机,攀上了一名太监所能达到的权力巅峰:

“(曹吉祥)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䥧等皆官都督,钦进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权势与石亨埒,时并称曹、石。” (《明史·卷三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高潮:曹公公的理想很丰满,可惜现实很骨感。

大凡小人之间的友谊,司马迁形容得最为贴切:“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史记·卷四十二·世家第十二》)。夺门之变后,拥立功臣们为了争权开始相互倾轧,徐有贞等人先后被贬斥出外,石亨和曹吉祥把持了朝政大权。尤其是石亨,恃功自傲、肆意妄为到了英宗朱祁镇都受不了的程度,经阁臣李贤劝说,终于在天顺三年下定决心除掉石亨。

石亨因于谦而封侯,然后又亲手将后者送上刑场

石亨完蛋了,而且忌恨他的朝臣们还往他身上泼了无数脏水,连谋反的罪名都安上了。这样一来他的亲密战友曹公公不免兔死狐悲。

龙袍这东西很神奇,差不多每个被安上谋反罪名的家伙,家里都能搜出这玩意

曹吉祥跟王振不一样。王振是看着朱祁镇长大的,二者感情极深,哪怕因为土木之变连累得后者当了瓦剌人的俘虏,也对前者毫不见怪。朱祁镇二次登基之后,立刻为王振恢复名誉(土木之变后,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余党,其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同时籍没财产),为他雕像招魂,还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而在夺门之变前,朱祁镇恐怕都没听过曹公公的名字,哪怕将曹公公迁任司礼太监了,也不过是为酬其功罢了。要论拥立之功,曹公公可未必赶得上石亨、徐有贞,可现在看看这二人又是什么下场?

曹公公本就是个不甘于平凡、素有“雄心大志”的人物,即便在落魄时也不忘“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为日后做打算。如今花了大半生才赚到的家业、事业面临危机,随时可能变成镜花水月,曹公公如何能忍?

正是老战友石亨之死,让曹公公有了危机感,于是狗急跳墙

可是不忍又能怎样?他做太监已经做到顶了,难道还能再进一步?曹公公正在疑惑,便有人跳出来给他解了惑:

“石亨败,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穀帛恣所取。诸达官恐吉祥败而己随黜退也,皆愿尽力效死。(曹)钦问客冯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明史·卷三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曹公公既然已经“渐蓄异谋”,他的从子曹钦便开始放手筹备。正巧此时曹钦因私刑家奴被御史弹劾,朱祁镇不太高兴,便下旨拿这件事训诫群臣,并派锦衣卫指挥使逮杲查办此案。曹钦做贼心虚,便纠集番汉军士500多人,又有曹公公所部禁军为内应,准备里应外合攻打皇宫,废掉朱祁镇。巧上加巧的是时有鞑靼入寇,怀宁伯孙镗奉命率军防边,当夜正在朝房待漏(指大臣在五更前到朝房等待上朝),得知消息后立书“曹钦反”三字投入宫中,然后便去召集军队平叛。

明朝有两个孙镗,图中被纪念的是另一位——嘉靖朝的抗倭英雄

朱祁镇得到消息后立刻将正在准备里应外合的曹公公抓了个正着,同时紧闭宫门,正好挡住了曹钦。曹钦见事机已泄,便先杀锦衣卫指挥使逮杲、后杀御史寇深泄愤,然后火烧长安门。此时孙镗终于率军赶到,很快便击溃了叛军,曹钦无路可逃,最终投井而死。

这时候被吓了个半死的朱祁镇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咬牙切齿的下令将曹公公以及刚从井里捞出来的曹钦施以碎磔之刑,全家大小与同谋姻党,一律族诛。

磔刑的图太吓人,咱上个和谐的酷刑图……

从石亨之狱到曹吉祥父子之反,史称“曹石之变”。

其实曹公公可能会觉得挺冤枉——自古以来权臣、武将、外戚等各色人等,甚至连女人都有过图谋皇位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唯有太监,尽管专权擅政者数不胜数,但统统都是胆小鬼——就没一个想过当回皇帝的。以至于胸怀大志的曹公公即便想“以史为鉴”一下,都找不到可以参照的范例,最终因为缺乏经验而功亏一篑。


明朝自朱元璋立国,其后经朱棣、朱高炽、朱瞻基共四代皇帝,国势就算说不上蒸蒸日上,也一直保持着开国气象,堪称大明276年国祚中的盛世。不过自朱祁镇继位之后,先后爆发了土木、夺门、曹石三场剧变,使得政局动荡、军力衰弱、国计窘迫,成为了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此后明朝的皇帝千奇百怪,就没几个像样的(大概只有孝宗朱祐樘算是例外),大明朝一步步的走向没落的深渊,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这就跟已经变成碎肉的曹公公没有多大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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